•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 景跃进 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在网上看到有人发了本书介绍中国宣传系统的部分,后来发现本书整体的评价也很高,就买来看看。

本书是一本大学教科书,所以内容很丰富,每一章都是一个大的话题;本书也比较新,贴近现实,会涉及近年的学术研究;本书不仅讲了理论上是什么样的,也讲了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党和国家用怎样把控统治权,统治我们,明明白白没有忽悠,令人“认清形势,放弃幻想”。本书也会介绍中国政治制度的源流变化,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通过本书,可以对中国政府与政治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导论

本书的理念:

  1. 从历史维度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性。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近代中国大变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
  3. “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

本书致力于从经验层面描述中国政治。“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党国体制”等术语有过多负面色彩,所以本书用了“党政体制”一词。

中国共产党如何“嵌入”国家政府结构:

  1. 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置党组
  2. “归口管理”
  3. 领导小组
  4. 党的中央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任职
  5.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6. 党政合署办公

党政体制的双重性意味着国家法律体系无法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覆盖,认识中国政治不但要读宪法,也要看党章。

中国政治的内在演化:体制逻辑制约着改革逻辑,在改革策略的选择中,某些选项在事先就被排除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习近平同志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对此只能走着瞧了。)

第1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

党政体制的历史逻辑:革命党(列宁党),非选举党。动员型政治,整合型政治,全控型政治。现代化在政治上就是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社会自组织的存在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和基础。中国近代处于低组织化状态,走上了建构党政体制的道路。

党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一元化领导。权力中心唯一,权力结构集中,权力形态统合。

党在国家和社会领域的高度全面集权:党组织渗透社会,党的领导代行国家职能,党的权力超越国家法律

国家的实际权力核心是党而不是政府。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

党政体制的运作机制:

  1. 党委领导
  2. 归口管理
  3. 党管干部
  4. 意识形态斗争
  5. 政治协商
  6. 统一战线
  7. 群众路线

第2章 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变迁:从超越性(生产关系革命)到世俗性(经济建设),从排斥性(思想斗争)到包容性(共建共享)。

组织特性:严明的组织边界,严密的组织体系,严肃的组织生活,严格的组织纪律。

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这个词无力吐槽。。)

中央领导小组:未见诸党章的正式制度架构。(没有规章还正式。。你说啥就是啥吧)

第3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性质地位: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长期以来实际地位与宪法文本的规定还有相当的距离。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人民代表大会要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法理上的议会集权和实际上的行政主导。

组织:常委会这种“会中有会”的制度设计是西方所没有的。会期短,15天左右,与西方议会动辄几个月的会期形成鲜明对比。

党领导人大:

  1. 组织领导。组织结构交织。党在人大建立党委和党组,贯彻党的意志。
  2. 过程领导。选举过程,人大代表选举程序的每个环节都有党的身影。人事任免,党管干部。立法过程,最高领导层的原则同意是重要法律出台的先决条件。监督过程,人大常委会很难对同级党委的决策进行监督。会议期间,临时党委,主席团设置,会议流程控制。

人大制度的挑战:授权立法,给国务院的立法权力膨胀提供了依据。部门立法:80%法律草案由行政部门起草。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空白点,没有考虑党、人大、政府三者出现不一致该怎么办。

立法成为政府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从而导致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第4章 政治协商制度

统一战线。统战部和人民政协。党在政协内部占据绝对的主导权。

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统一战线)这个结构来建立,那些自发成立的各种社会组织如果不能被纳入这个结构,其声音就很难进入决策过程;如果它们拒绝被纳入这个结构,游离在外,更会被视为对结构本身的威胁。统一战线的逻辑要求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必须被吸纳到既有结构之中,以防出现独立的政治团体、政治运动或政党。

组织结构:精英式的群体代表机制。界别设置。

未来:定位尴尬。有人认为可以把政协建设成上议院,把人大建设成为下议院。(草)

第5章 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系统组织结构:

  1.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
  2. 国务院办公厅、办事机构、议事协调机构。议事协调机构众多,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也反映了国务院存在分工模糊、多头管理、协调成本高等弊端。
  3. 国务院组成部门及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4. 直属机构、直属特设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

党政体制下国务院运行“五位一体”特征:

  1. 政治领导:中央领导小组。
  2. 功能协调:党委归口领导。
  3. 人事管理:党管干部制度。
  4. 内部控制:部门内设党组。
  5. 外部监督:中纪委驻部纪检组。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在党政体制的框架内建设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官僚体系。

第6章 政法系统

为何是政法系统,而不是司法机关?政法一词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所创。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法律只是施政的工具。政法概念一般不见于正式法律文本,而是出现在党的文件中。

具有阶级性、工具性的政法逻辑与限权法治意义上的司法逻辑存在一定的张力。(直接说存在冲突不就完了。。)

政法系统的基本原则是党管政法。政法系统的功能:大维稳体制。组织特点:政法系统是党政体制的“刀把子”,政法系统内部存在超过一般意义的碎片化,党成为协调政法系统的唯一可能,体现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原则。

组织结构:

  1. 政法委。1990年恢复建制,职能总体呈扩张之势,执法监督,案件督办,对政法系统逐渐超出了“大政方针”的指导,督办可能会演变成政法委定案决案。政法委书记一般由公安机关领导兼任,在公检法的权力配置中容易出现公安独大的情况。
  2. 人民法院。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司法大众化。
  3. 人民检察院。
  4. 公安机关。
  5. 其他政法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党与政法关系中的大权独揽:党管政法。十八大后中央政法委由总书记直接分管。组织抓手:是地方党委政法委还是政法机关上级党组?Both。 党与政法关系中的小权分散:侦察、检察、审判、司法行政各权分属不同政法机关,相互交叉、制约。公检法存在“零和”冲突。公安与检察院的侦查权限冲突。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不愿意主动撤销案件,而是反复要求检察院复议、复核,通过各种途径向检察院施压。检察院经常抗诉法院,现实中法院的无罪乃至轻罪判决相对较少。新发展:越来越多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局长;2008年司法改革检察院权力大幅扩张。

司法改革:2003年之前,最高法主导,法院权威增长,西方法治思想的程序正义与中国传统实体正义冲突。2003年以来,司法改革转向,政法委主导,重新重视实体正义,发展为法院系统的大调解转向,调解优先。

第7章 宣传系统

宣传系统构成:核心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党的宣传实际上变成了国家性行为。

党与新闻媒体

  1. 新闻媒体的地位:中国新闻媒体扮演的是党的笔杆子的角色。党将新闻媒体定性为“党的喉舌”。
  2. 新闻媒体的规范:党否定以新闻自由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规范,党确立的新闻工作基本规范是“党性原则”,要求全国新闻媒体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党将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界定为舆论导向,须实行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
  3. 新闻媒体的运作:
    • 宣传引导。报道技术包括创造新术语,如“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下岗”;树典型,如雷锋;转换角度,如国内灾难新闻一般以报道领导高度重视和救灾先进事迹为主;选择性的利用外媒报道或外国人受访,进行间接证明或衬托,如《参考消息》《环球时报》。使中国民众不断告别失效的话语,与时俱进的接受党提出的新理论、新主张、新说法。
    • 信息管理。党牢牢坚持对信息发布渠道的掌控。内外有别:对外删改负面消息,对内发行“内参”。新闻信息的管理形成了一个信息上的倒金字塔,处于这一金字塔底层的民众从媒体上可获得的信息较少。

新闻媒体制度的历史沿革

  1. 党报制度。毛泽东延安整风,构建一套党性至上的本土新闻学及党委集权的党报制度。
  2. 指令性新闻制度。办报由国家严格审批;党政不分,指令管理;新闻采编上,媒体受到严格控制,无权主动采访。
  3. 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新闻观念复苏;市场化媒体发展,以异地监督为主要形式展开批评性报道;互联网媒体兴起。

当代的大众媒体管理

  1. 管理理念:放松对大众媒体的管控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加强对大众媒体的监管成为党的重要目标。
  2. 权力网络:党政双轨。媒体党委领导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条块结合,双重管理,党的宣传部门大于政府的新闻出版部门,实际操作上表现为以党为核心的一元主体结构。
  3. 行政制度:中国媒体管理的基本制度是“准入制度”。1990年以来,新闻行政部门加快建设新闻法规体系,形成了严密的法网,通过对大众传媒设立较高的准入门槛,进行产权限制、组织监管和从业资格控制,国家拥有了便利的对大众媒体进行内容审查和行政处罚的能力。
    • 统一发布制。新华社拥有法定的统一发布权。具体机制是“新华社通稿”。新华社还垄断了外国通讯社稿件在国内的使用权(《参考消息》《环球时报》除外)。
    • 国有产权与事业单位制。中国的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实行事业单位制。非公资本不得经营,外资不得参与。
    • 行政许可制。为了将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条文与党管媒体的原则相结合,党和政府设计出了许可制(又称审批制),拥有了对新闻出版物进行审批的权力,也拥有了查禁出版物的权力。
    • 主办主管制。出版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后者拥有对媒体进行直接管理的权力。
    • 新闻审读制与编辑责任制。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有审读小组,中宣部有新闻阅评小组,进行事后审查。媒体必须在出版前由编辑进行事前审查。在重大、敏感题材上需要送审。
    • 资格许可制。从业资格管理,年审培训。
  4. 党的指令:分宏观指导和具体指令两种,后者已经成为主要部分。具体指令分为报道任务和禁令。禁令下达禁载内容,提出删除、不炒作某个新闻。如今宣传部门更多采用电话、网络形式通知。
  5. 市场干预:积极扶植主流媒体,对市场化媒体进行差别对待。

当代的互联网媒体管理

  1. 管理理念: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成为党的必然选择。阻断境外非法、敏感信息的进入在2000年后成为管理者的首要目的。将传统媒体的管理框架移植到互联网上。
  2. 权力网络与法规建设:主管部门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法律法规大量推出。
  3. 技术保障:限定联通国际互联网的统一出口,设置“网络防火墙”;在国内网络普遍设置过滤系统,删除、屏蔽敏感内容;在网络终端实施监控;信号屏蔽或网络关闭。
  4. 行政制度:禁止境外投资国内网络媒体,默许VIE;网络实名制;新闻网站许可制,许可制与备案制并行;网络新闻生产限制,转载制,规范稿源,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内容审查,必须安排专职人员,建立责任管理制度。审查范围上,覆盖所有网络信息,包括评论。审查标准上,有14条。审查方式上,主管部门要求网络媒体建立系统自动过滤和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机制。处理手段上,屏蔽、删除、关闭讨论、限制发表、销号等。
  5. 政治策略:网络指令管理,对象泛化,范围推广到体制外各商业网站,要求后者设立收发、执行指令的人员和机制,内容细化,对什么新闻放头条多少分钟都有规定,频率加快,处置加强;网络自律与举报;网络宣传队伍建设,组织培训网络评论员,培养舆论领袖,开展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团结、统战工作;

第8章 军事系统

军事系统的核心原则: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体的排他性,组织领导权的独一性。

中共中央军委与国家中央军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通过控制全国人大代表选举过程等诸多措施,确保中共中央军委人员当选国家中央军委。全国人大的选举实际上是对已经产生的中共中央军委在法律程序上予以追认

军队中不允许任何其他组织存在。政治委员制度,军政双长的二元权责结构。

军委与政府关系: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国防部,领导和管理国防事业。实际上中央军委几乎总揽了我国军事统帅权和军事行政权,国防部的军事行政权一直处于虚置状态

指挥体制:四总部体制,军区体制,军兵种。

第9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

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体制,即中央集权。中央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条块关系:条指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以部门为依据的管理体系,块指以行政区划为准的党委领导下的政治关系。条块结合又称双重领导体制。这种架构赋予了中央在央地关系中的灵活性,也带来了权威的碎片化,强化了党的协调功能,带来一定程度的人治色彩。

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94年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转移支付:弥补地方支出缺口。“跑部钱进”问题。 土地财政:非预算资金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所倚重的财政增长方式。

中央与地方的人事关系:党政体制下的党管干部原则保障了中央再集权的过程。下管一级:分级管理、层层负责。干部交流与回避制度:制衡腐败与干部专业化、地方化之间的权衡,以牺牲干部专业化为代价来减少干部被地方虏获的可能,这也意味着地方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受到影响。干部选任:晋升锦标赛模型(周黎安)、政治网络、“不出事”逻辑、达标模型、地方政府共谋… 中央对地方干部的奖励力度下降,地方干部有更强的偏离中央领导的倾向,这也是十八大后我国明显转向对地方干部的监督与规训的制度性因素。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齐抓共管。上级政府可凭借其优势地位,将本身的事权推给下级政府。分税制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成为央地关系中的显性问题。转移支付,加强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

改革30年,央地关系方面存在一个从分权到重新集权的过程。强化垂直管理,再集权化。中纪委巡视制度,任务制,指导转变为领导。纪委监察体制改革。

第10章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地方党委是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委权力更多的集中在常委会,一把手往往拥有支配性权力。地方党委常委兼任现象。

地方政府的功能:各级政府职责配置高度一致,职责同构。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上级政府通过属地化行政发包制将行政和经济管理事务由中央逐级发包到基层。

地方政府类型:地方法团主义范式,又称企业型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公司化;发展型地方政府范式;掠夺性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

地方政府的运作机制: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上级政府不断加强对下级政府的监控和信息获取。地方政府共谋(周雪光),选择性的执行中央政策。可以量化的硬指标层层加码,无法量化的软指标难以执行。

地方政府关系:竞争,晋升锦标赛;合作。

地方政府创新:实验型创新,自上而下的政策实验。试点,试验区。自发型创新,自下而上的改革尝试。

宏观意义:增量改革,或者是渐进陷阱?分散实验导致了中国党政体制的异乎寻常的适应性。

第11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

  1. 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羁縻制度,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中华文明帝国治理边疆的政治取向是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缓慢转向。
  2. 民族自决权理论。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民族与国家联系起来。民族自决概念提出。
  3. 革命经验的影响。模仿苏联,斯大林民族定义,苏联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变化:从主张联邦制和民族自决,到逐步放弃联邦制和民族自决,进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地方自治。
  4. 条件准备。国家主导的民族身份界定工程,民族地区的划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民族区域自治的挑战:群族问题的政治化或文化化(去政治化)导向。群族意识普遍复兴,民族区域自治并未发挥本应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上制度功能有限,自治单位和非自治单位没有显著差异; 自治权规范性不足,行使对象缺失;与中央集权存在制度张力;干部代表性弱化,等等。

党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存在固有的结构性冲突。

第12章 基层治理

帝国时代的基层治理:以州县为核心、乡里组织为载体、家族宗族为依托、乡绅精英为主持者的治理模式。官督绅办。

近现代基层治理: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保甲监控,地方自治,乡镇基层组织纳入国家权力体系。

新中国基层治理:人民公社,街道居委会,单位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村民自治体制。城市社区制。城乡分治二元化。

挑战:农村封闭性,经社不分,城乡二元化。城市社区组织资源短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政府行政与基层自治的冲突。出路:去行政化。

第13章 社会与公民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因身份划分而形成的、流动性很弱的等级社会。政治身份,城乡身份,干部与工人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

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趋向多元化。社会阶层流动性从无到有的飞跃。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阶层崛起。

21世纪后,社会阶层相对稳定,社会阶层位序定型,结构固化。

对新兴阶层的政治整合:从政治排斥到积极整合。

社会阶层结构断裂:非橄榄型,而是倒丁字型;较低阶层与较高阶层之间的大跨度上下流动减缓;权力与资本的强势扩张,形成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结合的精英联盟

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贫富差异;改善流动机制;疏通表达渠道。

从根本上说,执政党对其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始终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党政体制对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扶持培育;规范管理;嵌入渗透。

公民权利:

  1. 公民的要素,民事权利。废除不利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如收容遣送制度与劳教制度。逐步明确财产权。
  2. 政治的要素,政治权利。基层民主选举的推进,协商民主的兴起。
  3. 社会的要素,社会权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由党和国家顶层设计和总体把控。在积极扩展公民人身自由与法律平等权利的同时,对于公民的结社自由权等适当限制;通过政治吸纳、有序参与等政策将公民的政治权力发展限定在较低的层面上,选择性的抑制或延迟某些政治权力;大力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从而增强国家对于社会抗争的制度化整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