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帝制 —— 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 秦晖
  • 群言出版社 2015

这又是一本买不到而且豆瓣没有条目的书。本书是秦晖在辛亥百年之际写的一些文章组编而成。去年就听过秦晖先生的一个讲座,觉得挺好的,收获很多。这次这本书看的是PDF版,也收获了一些我所不了解的历史和观点。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近年来对辛亥革命有很多研究进展:革命者未必那么激进,保皇者却也相当进步;胜利者不那么圣洁,失败者也不怎么肮脏;革命派其实会党习气多于共和精神,而立宪派追求的是英国式宪政而非日本式宪政,其激进程度看来也与革命派相去不远;甚至连清廷,从新政的决心远超戊戌,直到清帝逊位诏中体现的共和真谛,于立宪派、革命党亦不遑多让乃至有所过之。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 ——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封建制虚君传统的国家在传统时代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现象,容易过渡到君主立宪。

而长期类似秦制的专制帝制国家都没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历史上中国人之所以尊崇君主,主要是慑于法术势。君主一旦大权旁落,便难免性命之虞。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惨的废君。儒家价值与共和的距离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如果说共和理想在政治上显得很激进,那么它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

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

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

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

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中国文化有没有宪政传统?如果说某种价值观使得国人在看到宪政与帝制两种现象时对前者产生向往而对后者发生厌恶,那么这种价值观基础在我们的传统中肯定是有的,不但早就有了,而且不比西方人弱。

儒家虽讲天下为公,但那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是儒表法里,天下为家已经几千年,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权贵为此一人所豢养,万般私利尽在其中。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有了西方的参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近年来很多人对宏大叙事不再感兴趣。但是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这种叙事太宏大,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其太不真实,太迁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需要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西化是就文化改变而言,而现代化是就制度变革而言。

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

太平天国是以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为主要号召的宗教性民变,与所谓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多少关系,更与土地改革无关。就太平天国的实践来说,其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慢,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民国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后借日本濒败之际,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还借中国内战之机,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

民国时期中国国内成了气候的政治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国共抗战:近年来,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总的来讲,国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

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今天,两岸学界一般都承认,三个民国政府与1949年后的新中国,都为纠正不平等做出了贡献。

如果说,1931年前的废约外交、或者国民政府所称的革命外交,在向列强收回权益方面,都取得了不小进展,那么惟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对俄方面(中东路事件)。

我们似乎可以说,自1942年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就结束了“半殖民地”状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地位,是毫无疑问地确立了。

入越受降:尽管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前后只有不到10个月(1945年9月-1946年5月),但它对越南未来的影响,正如苏军在东北的9个月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一样。

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

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

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

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份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

辛亥革命之前的启蒙: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民主共和便与中国传统古儒久被儒表法里体制所压抑的崇周仇秦情结一拍即合,使反秦制、学习洋三代的引西救儒思想逐渐发展起来。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要不是民主,而是个人自由。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增的个人自由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影响。日本式自由主义,独立于小共同体,从小团体、小宗派中解放出来,破除亲缘宗法的羁绊,而依附于大共同体。由于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从儒表法里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只是变成了马表法里。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学日、学俄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而这又与我们自身深厚的秦政荀学传统有关。法家学说成为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两者的共媒,而儒家道德与自由民主西学成为两者共同的牺牲品。在本土传统方面古儒的仁义道德很容易被毁弃,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而在外来影响方面,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却一直是个大问题。